我把机车停放在中山北路五段与中正路交叉口附近的停车格内，随后往士林捷运站的方向走。在进捷运站之前，我在一家专卖饭糰的早餐店前停下来，点了颗滷鸡腿口味的饭糰带在身上。上班时间的台北捷运人潮眾多，红线往台北车站方向的列车总得等上好几班才搭得上去。台北这座城市的人口好像又比我在读书时期更多了。在捷运车厢里，大家都非常安静。有上班族在闭目养神，有学生在埋头苦读。在这摩肩接踵的车厢内，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来完成自己。我在中正纪念堂站下车。坐手扶梯往下一层到绿线等待转车。往新店的列车没有上一班来的拥挤。虽然还是没有座位，但总算可以让自己的肩与脚透透气。我的站到了，「公馆站」。下了车，像隻老鼠般鑽回地面。罗斯福路上的机车、汽车与公车不断来回穿梭，像是在一个身体里流动的血球。我找到了我的二手脚踏车，用尽全力将它从脚踏车丛里解救出来。它的踏板还卡在另一台车前轮的轮框里。在解救它的过程里我的汗已经微微浸湿我的棉质上衣。岛屿九月的天气依旧炎热。骑上脚踏车，彷彿身上长了双翅膀，行动忽然变得容易许多。一丝丝微风拂过我的肌肤，让原本黏腻的身体得到些许救赎。我左闪右闪，闪过人行道上的人群后右转，进入校园。我又回到了起点。三年前，在这条椰林大道上我把自己投入职场，让整个社会体制安心。三年后，我把自己抽离职场，让自己安心。我一直骑，一直骑，骑到椰林大道底后左转，最后停在第一学生活动中心前。早晨的活动中心聚集着各式各样的人。有住在附近的长辈早上运动完来这里聊天社交的。也有看起来像是来学校参访的学者来这边吃早餐的。还有从我读书时期就成为校园传说的那些人也都还在。可能是眷恋他们已经逝去的青春，总捨不得走。不论外面的世界多么的诡譎多变，他们就像是徘徊在这座校园里的几缕青烟，一直都在。我挑了个座位坐了下来，拿出还留有些许馀温的滷鸡腿饭糰，开始啃。这颗饭糰的热量足以支撑我到下午一点。快速啃完饭糰，感受到身体获得能量。我随后迅速背起背包，从小门走出，向着总图书馆前进。总图书馆前那一片绿油油的草地早已被岛屿九月热烈的太阳照耀得翠绿动人。但我没有多做停留，直挺挺地走入馆内。图书馆始终是最适合思考的地方，它的安静使我的思绪得以沉淀下来。因此，没有比总图书馆更适合我准备托福的地方了。我没有到地下一层的自习室，我觉得那里好像地窖一样，使人窒息。我最喜欢的位子是在四楼北侧一格一格的小隔间，以靠窗的座位为最佳。有时觉得无法专心，便可以转头看看窗外的景色。我挑了个有电源插座的位子坐了下来。开始研究托福这个考试。托福，又名「toefl」，是「testofenglishasaforeignlanguage」的缩写。这个测验几乎是每一个想要去美国读书的人都必须参加的考试。它总共有四个部分，分别是「读(reading)」、「听(listening)」、「说(speaking)」和「写(writing)」。总分是120分，每个部分的总分各是30分。托福是以学术为导向的考试。虽然有一些校园情境题，但绝大部分的题目都还是偏学术相关。首先是阅读的部分。应试者有两篇文章需完成。有时会多一篇加试题，我当时去应试的时候就有遇到加试题。每篇文章各有十道题目，通常最后一题会是多选题。听力测验则是有学术演说四篇与对话两段。应试者必须边听边做笔记，因为题目是在演说与对话结束后才会显示在萤幕上。至于口说的部分则是四题，共有两种题型。一是独立口说，听一段对话或演说后再做回答。另一是整合口说，先阅读一篇文章再听一段说明或对话后再做回答。整个考试的最后一部分是写作测验。当时的写作跟口说一样也是有两种题型，分别是整合写作和独立写作。前者是应试者先看一篇文章再听一段说明或对话，然后写一篇相关的文章。此篇文章绝对不能灌注自己的主观见解。后者则是有一个特定的题目，应试者必须写一篇具有自己观点的文章。字数寧可多不能少。字数多不一定会高分，但字数不足铁定低分。虽然我很讨厌用分数去评断一个人，但我还是得按照游戏规则走。每个要考托福的人的目标通常是「破百」，但我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是「破一百一」。既然了解了游戏规则，那就来拟定作战计画吧！首先，我先分析了自己现有的能力。虽然自认从小英文的底子打得不错，但也就是平庸的程度。要达到一百一这个目标，平庸等级的英文绝对不可行。岛屿的英文教育，阅读和听力是强项，口说和写作是弱项，其中又以口说为弱中之弱。因此，我想了五分鐘就得到结论。阅读和听力我自己可以练的起来，至于口说和写作我打算借助专业的力量。我又将要进入岛屿伟大的补习文化中。打开网页，搜寻了坊间所有的托福补习班。选定了一间，乾脆利落地报了名。立马进入备战模式。
    回过神来看了一下时间，已经是下午一点三十分。此时中午汹涌的用餐人潮应已逐渐退去。我便收拾一下桌面，起身前去觅食。走出图书馆，此时户外的阳光亮得令人心惊。跨上脚踏车，往校园辛亥路出口处骑。一阵一阵热风将身体团团包住，觉得自己好像在蒸笼里的包子。城市所在盆地的夏秋之交果然难熬。我顺着復兴南路骑，在和平东路向右转，然后在安和路向左转，最后停在一间小麵店前。这间麵店我从读书时期就经常光顾。在日常活动范围内有一间食物品质始终维持一致的小食肆总是令人心安。进入店中，颇有资歷的叔叔阿姨正乒乒乓乓地整理上一桌客人留下的碗盘。店内的模样还是跟我读书时期一样。入座后，我点了习惯的组合。一碟醋溜木耳、一碗乾的麻辣三宝麵、一碗福州鱼丸汤。炎炎的夏秋之交，酸中带有些许甜味的爽脆黑木耳是解暑妙方。麻辣三宝麵虽然用的是细麵但是劲道足足的，麵身裹着带有花椒香的牛肉汤汁。一入口，先麻后辣再香的顺序令人心醉。牛肚、牛筋、牛腩依旧高水准。就算再饱，最后还是要来碗软糯的福州鱼丸汤做结尾。
    回到图书馆，开始把托福阅读的题库拿出来做。我原先是打算用量来衝，以为短时间大量的阅读可以把答题的品质拉起来。但我错了。我高估了我当时具有的英文实力。做了几篇阅读之后我发现这样下去铁定完蛋。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有好多单字我都不会。单字不会的后果就是阅读的时候思路断断续续，这样破碎的思路怎么可能有办法答好题目呢？我赶紧改变方法。我放慢速度，一个字一个字慢慢读，遇到不会的单字就把它记录下来。这样一来，读一篇文章的时间拉长了。但我不急，我就一篇一篇给它慢慢读下去。接下来，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我的单字量一点一点地增加，我阅读的速度也就一日一日地加快，且答题的准确率也有了显着的提升。果然方法与心态对了，事情就顺了。把阅读的质拉起来之后，我开始把重心放在听力。托福可以说是听力的考试。因为整个托福除了阅读之外基本上是从头听到尾，听力后面的口说与写作都含有大量听力的部分。因此，想要达到一百一这个目标，听力这部分一定得拿下。准备听力的逻辑其实和阅读类似，都是以充足的单字量作为根基发展。关键点就是在于「不能急」。慢又如何，世间上所有的快都是由慢缓慢演变而来。如果可以耐着性子，拥抱一开始蹣跚学步时期的尷尬感，变强只是时间早晚而已。
    经过了一整天高强度的练习，到了太阳西下时我早已是头眼昏花，昏昏沉沉。我踏出图书馆，外面还留有白天日照时的馀温，但少了太阳的直接照射，身体的感受度方面已经舒适许多。我还不想回住的地方，还想在外面逗留一阵子。骑上脚踏车，向新体育馆的方向前进。经过网球场与篮球场时，看到眾多学生在夜晚打球。他们的汗水在球场灯光的照射下反射出一颗一颗的小亮点。我边骑边看着他们打球时的动作，矫健而有力量。这样的身体形态让我想到在西方美术馆经常看到的那些大理石裸体雕像。那么有自信，那么有力量。为什么在这座岛屿上没有一个能够让年轻生命嚮往的肉身形象呢？在我的记忆里，岛屿上的雕像描绘的人物往往是老人。「老」是一个值得被歌颂的特质，但「年轻」不是。因为「老」等于「有经验」，等于「值得尊敬与效法」，再等于「不允许被颠覆」。我把思绪拉回正在骑车上，回过神来发觉已经到了目的地。夏夜的户外泳池始终是我的秘密基地。让自己被清凉的池水整个包覆住，混乱的脑袋渐渐平静下来。在水里待了一小时后，我再度跨上脚踏车，往公馆捷运站的方向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小缝隙把脚踏车塞了进去之后，我穿越罗斯福路到对面的公馆夜市去买晚餐。虽然是平日晚上，但夜市还是人潮眾多。我被人潮推着走，走到夜市底的家乡滷味。学生时期就经常光顾，买到我不用开口老闆娘就知道我要买什么。令人惊讶的是，过了三年，她居然还记得我。她说：「怎么这么久没来了？」我回说：「毕业后去花莲工作了一阵子，最近回来这里。」她接着说：「回来读书吗？」我说：「算是吧！」原本想跟她分享我接下来的规划，但我还是把到嘴边的话给吞了回去。买完滷味后我走回捷运站，又像隻老鼠边鑽回地下。漫长的一天终于到了尾声。
    接下来的每天几乎都是相同的行程。平日在图书馆练阅读、听力和写作，假日在住的地方练口说。为了逼自己，我决定只报名两次托福考试。一个是主战场，另一是备胎。因为只有两次机会，所以必须义无返顾地去准备它。一日一日地练着，我的读、听和写都有了明显的进步。唯独这个「说」，总是没有办法说得很好。倒不是因为不知道要讲什么，而是因为想要把每一个字的尾音发得清楚，发得漂亮。我要申请的学校并没有规定每一个部分至少要获得几分，只要总分有达到即可。因此，我到最后几个礼拜拟定的策略是把读、听和写的分数衝高。至于说，保基本盘就好。时间不知不觉地就到了考试前一天。我的考场是在台北车站附近的地球村。我特地提早离开图书馆，绕去台北车站看一下明天的考试路线。我从捷运站m8出口处的手扶梯往上坐回到地面，和一批一批像泉水般不断涌出的学生挤在一起。这是在西方不曾出现过的景象。这座岛屿上的年轻生命在学校上完一整天的课程之后还要再继续到另一间学校苦读。习惯大概就不会觉得难受了吧！因为大家都这样，所以我也要这样。这样的逻辑在这岛屿上是成立的。我也曾经是那汹涌学生群里的一员。害怕与别人不一样，所以想尽办法要和别人一样。当肉身的个体性被抹去，这座岛屿的生命力大概就会逐渐萎缩了，变成大家都很一致的状态。这样的状态大概就更接近「仁」了吧！仁是什么？仁就是当第二个人，永远不要当第一个人。但往往会留在歷史里的是第一个人，而不是第二个人。我想起文艺復兴时期的达文西(leonardodavinci,1452~1519)和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dilodovicobuonarrotisimoni,1475~1564)。前者冷静异常，后者暴烈如火。他们是如此不同的生命。因为不同，所以动人。如果在创作上达文西去学米开朗基罗的暴烈，米开朗基罗去学达文西的冷静，结果大概都很悲剧。
    我晃着晃着，晃到了地球村门口。把路线确认过之后，转身离去。看一下时间，六点整。想着时间还早，就沿着台北地下街走，一路从台北车站走到了捷运中山站。路上人很多，也不觉得远。出了捷运站后我闪进了条通的一家烧鸟店。当时台北市的专门烧鸟店还没有很多，大多是居酒屋里的烧鸟。一向喜爱烧鸟这样日本食物。专门烧鸟店的品项齐全，从常见的翅、腿、颈到稀少的鸡生蠔、横隔膜应有尽有。但可惜的是，当晚没有提灯这个选项。店内乾净雅致，东京高级烧鸟店的派头。师傅熟练地将鸡串在炭火上不断翻烤，丰富的油脂滴在炭火上引起的浓烟阵阵，十分引人。过足了烧鸟癮，走出店外时已过八点。入秋的晚风凉爽舒适。深深吸了一口气后，动身返回住处等待明日的到来。
    如果当天有重大事件，我基本上会在闹鐘响的前一到两分鐘醒来。今天也不例外。我早早简单盥洗之后就骑车出门。托福是长达两小时的高强度考试，一整颗滷鸡腿饭糰足以提供我应考时的能量补给。我在台北车站找了间星巴克，买了一瓶水，落座，开始啃饭糰。进食完后看看时间，该动身前往考场了。在地球村的一楼已经摆放着一牌子，上面有考试资讯。我上到楼上，检查完身份之后就被考场服务人员带进一间小休息室，其实就是平常上课用的一间小教室而已。当天要考试的人陆陆续续地到达，小小的空间一下子就被塞满了。我假装拿出单字来背，但我其实是在观察每一个在场的人。有些人感觉已经考了很多遍，一派神情自若的样子。有些人感觉跟我一样都是第一次考，眉宇间不时流露出担忧的神色。这时，坐在我旁边的一位男生主动和我聊起天来。他问我：「你来考托福也是想要去美国念书吗？」我回说：「对。」他接着问：「那你打算申请哪几所学校。」我说：「parsons。」我可以感受到他没听懂我的回答。他说：「parsons？那是哪一所大学呀？」我回说：「是一所纽约的设计学院。但除此之外，我还打算申请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university)。」他脸上的疑惑表情突然间豁然开朗，笑着说：「你很厉害耶！要申请哥大。」这时，考场服务人员进到房间里说：「请各位考生移到隔壁的视听教室。考试即将在五分鐘后开始。」我把预先准备好的耳塞塞进耳朵里并戴上耳机，进入临战状态。耳机里传出，「describethecityyoulivein」，考试开始。整整两个小时的考试是专注力和体力的考验，也是在训练我自己如何让心理与身理状态相互搭配调和。身体感受到疲倦时就让心理去支撑身理，反之亦然。一关一关地破，最后走出考场时已经接近下午一点。虽然考试已结束，但我高速运转了两小时的脑袋还是停不下来。要让脑子平静下来的最好方法就是一直走，一直走。我一路从台北车站走回公馆，跨上脚踏车，停在我的秘密基地前，随后没入水中。
    考试的成绩差不多在考完后的一个礼拜就可以上网查询。在成绩公布的前几日我还是照常地每日到图书馆报到。就在某个週五的下午，我吃完午餐回到座位上。坐在我四周的其他人有些在午睡，有些在读书，也有些在偷偷地打情骂俏。我心想成绩应该差不多出来了。登入网页后，一个数字浮现在眼前，「113」，我的口说23分。托福到手之后，接下来就是一连串的文件准备。学校要求一封推荐信和一件作品。后者简单，我打算做一件拼贴画(collage)。因为不是科班出身，所以不会被学院的技巧绑住。在创作上，我更可以没有束缚地肆意挥洒。但麻烦的是前者，我又必须跟人性打交道。我不确定我的离职信有没有把谁惹毛，但我很有兴趣去探一探他对于我这个人的评价到底是什么。因此，我发了封邮件给吴义建。过没几天，他回信了。信中说：「我很乐意去写这封推荐信，但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在这间公司工作的三年间对于它的贡献到底是什么呢？」我心想：「果然没这么容易就能把推荐信搞到手。不过这样也好，见招拆招吧！」我把他要的东西给他，他不满意又回信要我改，我改完之后又再传给他。我们就这样来来回回地用信件交流了几个礼拜。最后，我终于在学校申请截止的前两天把推荐信拿到手。我把所有需要准备的东西上传到学校网站，静待审核结果。当时的我心想：「如果失败了，就回岛屿的科技业继续工作。」我不会知道人生的前面有什么东西在等着。
    疫病在岛屿外蔓延横行。正当大家都不认为疫病和自己有关时它就来了。或许疫病来得及时，它让自大的人类得以有自省的空间。或许疫病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救赎，让人类得以有孤独的空间，好好地跟自己的内在做最深的对话。岛屿因为经歷过sars的严峻考验，面对疫病时的态度比其它国家来得更谦卑，更谨慎。欧美各大国因为长期沐浴在自身的伟大传统文化或者是先进科技里，永远觉得人定胜天，不觉得在所有的理性外还有更大的不可思议。正当人类觉得自己已经做到不惊、不怖、不畏时，惊慌、恐怖、畏惧就来了。疫病从岛屿西边的大陆开始向全世界展开攻势，人类节节败退。相对于疫病，人类是如此的大。但我们在疫病面前却感受到自己是如此的小。如果把「大」和「小」字面上的主观意识拿掉，其实疫病可以是大，而我们可以是小。螻蚁可以是大，大象可以是小。在一头死亡的大象面前，螻蚁可以一点一点地将其尸身不断地啃食至消逝。每天看到死亡的人数无止境地上升，一个一个肉身被疫病吞噬。我彷彿看到波西(hieronymusbosch,1405~1516)《人间乐园》中右侧描绘的地狱。人类不用等到死亡后下地狱，此时此刻即是地狱。
    「congratulations!」出现在信中第一行的第一个字，我知道我被录取了。得知结果后的第一时间，我跑去跟陈夫人说：「我上了！」她回说：「那间学校叫什么名字？你要去学什么？」我回说：「学校叫『parsons』，我要去学些程式相关的东西。」这句话一说出口，我从此就跟伦理分道扬鑣。这句话一说出口，我知道此生已经不能回头，已经彻彻底底地失去完成伦理的资格。当天是一个失眠的夜晚，我不断在想我到底该不该去冒这么大的风险去做这件事。我到底该不该离开主流价值的体系去追求一个异变的人生。但我想到那位在埠德宠底下资深同事的话，「我们其实都是自由的。」要做，当然要去做，即便知道成功的机率渺茫还是要去做。我现在拥有了一双蜡做的翅膀，我不知道蜡接近太阳时会遇热融化，还是决定很兴奋地直直向热烈的太阳飞去。
    时间不知不觉地就到了要飞往岛屿东边那遥远大陆的那一天。疫病还是继续残酷地肆虐全球各地，因此我看到了可能此生不会再见到的景象。整个桃园国际机场空荡荡的。每位乘客的眼中都流露出担忧的神色。不知道谁身上带有病毒，所以相互地猜忌揣测。上机时，口罩与头戴式面罩是基本，我甚至还穿上黄色轻便式雨衣，彻底地将自己与外界的接触减至最低。出纽约甘迺迪国际机场时是晚上七点。我差一点被私家计程车的司机骗走，好在机场的警卫把他轰走，我才顺利地搭上不坑人的公家计程车。当天刚好是平安夜，加上疫病的缘故，路上的车子并不多。计程车飞快地行驶在道路上。一整排的曼哈顿夜景动人，我终于到了这座城市。我住在距离曼哈顿岛一站地铁的「longislandcity」。住家附近的生活机能完善，超市、健身房和餐厅都是在走路可接受的范围内。办理入住之后到对面的超市买了个难吃到不行的冷鸡肉三明治简单果腹便仰头大睡。接下来的几天要处理许多琐事，办手机门号、开银行帐户和採购上学必需品等……。这学期其中一门课的教授早早就把必须买的东西的清单寄给我们，例如：缝纫机、做衣服样本的muslin布料、素描本、铅笔、各种不同尺寸的针线等洋洋洒洒地罗列了三十几种东西。因为第一学期是採用全线上教学，所以出门的机会不多。因此，我便趁开学前积极地四处逛逛走走。拜疫病所赐，我又见到了可能此生不会再见到的景象。整个纽约市空荡荡的。从longislandcity往曼哈顿岛方向行驶的地铁上没多少乘客。我从中央公园(centralpark)东南角的地铁出口处回到地面，原本应该人声马车声络绎不绝的第五大道(5thave.)也人烟稀少。此时的纽约市像是一个病贵妇人。虽然患病，但还是难掩她与生俱来的雍容华贵与优雅大度。我沿着第五大道往大都会博物馆(themetropolitanmuseumofart)的方向走，耳中的airpods播放着两千年前的一个岛屿乐团告五人(accusefive)的《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whereilostus》。此时中央公园里树木的叶子都已经依循着四季的流转而掉光了。我想起了宋朝流行的枯枝美学。宋朝接在冠盖满京华的唐朝后面。在创作上，它如果要和唐朝比顏色的多彩与物质的华丽就死定了。所以它转向面对「空」的本质。如果所有的繁华富丽是一种美的呈现方式，那褪去所有表象上的华美可不可以也是一种美学呢？或许此时的纽约市也在学习如何面对「空」的本质吧！疫病或许也是一次一座伟大城市必须学习去做的功课。一直去追求「满」到最后其实是「空」。
    第一学期开始了，一切都是如此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又再度回到学生的角色，陌生是因为学习的东西和之前在岛屿上所学的是如此地不同。课程的安排非常紧凑充实，学校试图把每位学生的时间都塞得满满的。并不是因为要上的课很多，而是作业的量足以把我们连假日的时间都塞满。虽然第一学期的课程大多是入门课，但因为我不是科班出身，而且在岛屿上长期用理性思维做事已经让我的感知能力受到巨大的伤害。因此我在学习上受到的阻力也比其他已经有底子的学生来得大。其他人笔下的模特儿是要腰是腰，要臀是臀，要腿是腿。我画出来的模特儿跟我一样是五五身，大手大脚，眼歪嘴斜。其中让我感到最焦虑的一门课是「technicalstudio」。要学会用缝纫机这件事足以让我焦虑清醒一整晚不得眠。在我的印象里，我好像只缝过鸡的肚子，连钮扣都没有缝过。我努力克服恐惧，终于将新买的缝纫机拆封。依循着youtube上的影片教学做，一开始的引线与穿线就把我搞得头昏脑胀。好不容易把机器设定好，用针脚把布料固定住，脚放上踏板后轻轻地施加压力，机器开始运转。简简单单一条直线我可以把它缝成像北宜公路那样的九弯十八拐。但就像准备托福那样，我必须在一开始的时候很开放地去接受我学习上所呈现出来的笨拙。当我挺过了这个尷尬期，之后的进步就明显了。我一点一滴地找回我失去的感知能力。用尽全力去感受一个点一条线的变化。一个点可以是高峰坠石的一个点，一个点也可以是闪耀在太空的炽热恆星的一个点。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缝纫技术和对于布料的掌控有了明显的进步。但所谓的「美术」其实包含两个部分，一是「美」，另一是「术」。作为一位创作者如果只掌握了后者而不具备前者是不配被称为创作者的。科学也是一种美术。掌握了「术」而不具备「美」只能被称为工程师。能把两者玩得很好，才配被称为一位科学家。我开始思考我将如何创作。
    technicalstudio的期末project是要实作出一件衣服。期中过后，我就开始思考我应该要如何将我的思想灌注到我的作品当中。在每週与教授的一对一会议中，她只能提供我技术上的建议，到底要做什么是我一个人必须去解决的问题。我日也想，夜也想，终于在某一天下午抬头仰望蓝天白云发呆时有了啟发。我打开photoshop，将蓝天白云画在空白的页面，然后画了个可爱的黑色降落伞小人影加在蓝天白云里，最后加了个彩虹在最下方。我仔细地丈量每个地方的尺寸长度。其实做衣服就像是在做晶片，每一个地方的量度(dimension)都非常重要。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每一个地方都差一点点到最后就是衣服不合身或者是晶片断路。两者的差异只在量度的单位不同而已。半导体製程里的黄光(lithography)就像是做衣服中的打版(patterning)。蚀刻(etching)就像是裁切布料(fabriccutting)。而最后的金属接线(metallization)其实就是缝纫(sewing)。人们之所以会认为做衣服和做晶片不同只是因为自己思想上的狭隘而已。当思想自由了，所有的学问与知识其概念都可以互通有无，进而得到不同的啟发。我把样式设计好后就立马把它送到厂商那边去印布料了。
    过了差不多两个礼拜，我订的布料终于寄到我住的公寓。我迫不及待地将其拆封，将我打版好的每块样版整齐地排列在布料上，并将它们全部剪下来。我要做一件bustier小礼服。衣服的本体是蓝天白云，裙身的部分有一道弯弯的彩虹，而bustier的正中央有一个黑色降落伞小人影，在小人影的上方我要再找另一块布料来拼接成降落伞本体的部分。我没日没夜地做着我的作品，尽量把每一个我可以掌控的细节都顾虑到。每做完一个部分就马上把它放到人台(mannequin)上看看就视觉上是不是我想要的结果，同时也确保这件衣服的尺寸是正确的。最后，当我把收边的最后一针缝完的时候，我向后倒，摊在工作桌旁的沙发床上，瞬间失去意识，深深睡去。
    第一学期结束时也已经接近六月了。这座城市已学会如何和疫病共存，大街小巷中的人群开始恢復成疫病爆发前拥挤的状态。纽约市又开始热闹起来。就当这整座城市开始恢復生机时，我的心情却是沉重的，因为我要来处理伦理的问题了。我挑了一天早上打了通视讯电话回岛屿，陈夫人接起了电话。我跟她说明我来到这块大陆上学习的是什么，并不是我之前所说的「程式相关的东西」。她的反应异常地冷静，冷静到我害怕。她彷彿预期到这一天的到来，预期到我会下这一步险棋。我把期末作品给她看，她也没说什么，只是安静地听我叙述。我的内心非常不安，她平静到让我寒毛直竖的程度。我知道当一个人平静到一个程度时那将会是她最大愤怒的展现。我情愿她对我大吼大叫。那通电话讲完之后，我焦虑地在房间里来回踱步。过了十分鐘后，电话又再度响起，是陈夫人打来的。我惴惴不安地接起了那通电话，她在电话另一头用命令式的声音说：「你跟我说一句实话。我看到你的『那个东西』上有一道彩虹，你是不是同志？」当我听到这个问题时一整个语塞，我不知道要回答什么。但我的反射神经直接发号施令给我的声带，让我在瞬间就发出「我不是」的声音。她在电话另一头的语气顿时放松了不少，回说：「那就好。别人的小孩我尊重，但我的小孩绝对不能是同志。绝对不能是同志。」我回说：「你放心。我不是。」电话掛了之后我不知道在房间里呆坐了多久。我就只是呆坐着，脑中一直縈绕着陈夫人刚刚的那一句话，「我的小孩绝对不能是同志。」既然选择了一条创作者的路，我就从此和「完成伦理」没什么关係了。但我今天还是败给了伦理，我还是屈服在伦理的面前。在伦理的面前我还是无法诚实地面对真实的自己，我不配作为一个创作者。我不配。今天，在母亲的这个角色面前，我还是选择了当一个她看得懂的儿子的角色。但作为一个创作者是不能被伦理里的人看懂的。一位画家的画如果被其母亲看懂，那么这位画家并不是一个好画家。因为母亲要的是儿子，不是要画家。所有的母亲都会希望她的小孩是她们可以百分之百掌握理解的。但是在创作的世界里，伦理里的角色必须被剥除才行。人类的文明之所以能往前推进有一个关键性的原因就是上一代的人看不懂下一代的人。在我的内心里，创作者和儿子这两个角色不断地衝撞。我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处理这两个如此不同且又相互矛盾的角色。我想创作但又无法把伦理里的角色断乾净。即便到了现在，正在打这一段文字的我还是会时常陷在这个不可解的难题中。从那一天起，我和陈夫人的关係就变得有点尷尬。每週的视讯问安电话还是会打，但是彼此都很有默契地避开服装设计这个主题。她想要一个她看得懂的儿子，我就去扮演那个她看得懂的儿子。这是儒家一直歌颂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想吗？如果是这样，那这个理想也实在是一个可歌可泣的悲剧。孔老夫子，真有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