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 面子与原则,哪个更重要?
作品:《学会拒绝,学会坚持自我(套装共2册)》 07
面子与原则,哪个更重要?
◎ 讲义气要分是非
提起义气,人们通常都会想到“两肋插刀”这个词。什么是两肋插刀呢?难道真的是为了义气甘愿为朋友牺牲,在自己的两边肋骨上各插一把刀吗?这个说法来源于隋唐时期发生在秦琼身上的一段故事。
隋朝末年,山东好汉秦琼在县衙当差。县太爷接上峰指令缉拿境内“响马”要犯,就派秦叔宝带领众捕快实施抓捕。朝廷认为的“响马”,实则是一群聚啸山林、劫富济贫的义士,很多老百姓将他们视为草莽英雄。
秦叔宝结交的江湖朋友中,就有一些“响马”英雄。秦叔宝接上司抓捕令后,为搭救朋友,先派人暗中通知被缉捕的朋友躲避。在抓捕途中,故意带领众捕快走岔道,以保护这些朋友。最后,抓捕行动失败,秦叔宝遭牵连,险些丧命。后来,聚义瓦岗寨的“响马”朋友在登州城奋力抢救秦叔宝,聚义瓦岗,共举义旗。
隋亡后,秦叔宝成为唐朝开国功臣,名扬天下。后来,说书艺人为歌颂秦叔宝当年帮朋友脱险而故意走岔道的千秋义举,就将岔道口附近的村庄称作“两肋庄”,由此产生了“秦叔宝为朋友两肋庄走岔道”的神奇故事。因“两肋岔道”的“岔道”与“插刀”谐音,所以随着人们口耳相传,就渐渐演化成“两肋插刀”了。
朋友之间相处需要讲义气,一个人肯为朋友赴汤蹈火、两肋插刀,是非常可贵的。讲义气没错,不过要分清是非,如果毫无原则地讲义气,不顾后果地迎合朋友不正当的需要,这种义气就是一种无知和盲从。
小辉和小勇是从小一起玩儿到大的朋友。几天前,小辉与一家饭店的老板起了冲突,事后,他越想越不服气,于是去找小勇,希望他能帮自己出这口气。
小勇问:“你想怎么办?”
小辉说:“那人把我打了一顿,我现在身上还疼呢,必须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你的意思是,让我帮你去打架?”
“不是,就去教训他一下,砸店。咱们哥们儿一场,你不会看着我受人欺负吧?讲不讲义气啊?”
小勇原本担心惹事,可小辉说起哥们儿义气,他不好拒绝,只能答应下来。第二天,两个人各持一把铁锤,冲进那家饭店内,将饭店砸了个稀巴烂,然后迅速钻进停放在不远处的车里,逃之夭夭。
饭店老板报了案,不久,小辉和小勇双双被警方拘捕。
义气是没私心的友谊,最纯洁、最美好的东西,朋友之间应当讲义气,但凡事都要有度,盲目义气的结果只能是害人害己。
自从1913年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袁世凯一直不满足,1915年9月,他又觊觎起皇帝的宝座。为了当上皇帝,他让手下的人制造舆论,说只有封建君主制才能挽救中国,中国需要一个皇帝。
这番言论令举国震惊。此前,梁启超已经看穿了袁世凯的心思,而且当着他的面痛斥:“复辟就等同于叛国!”后来,梁启超还专门写了一篇正义凛然的文章,为的就是揭穿袁世凯的阴谋。
袁世凯收到消息后大惊失色,当时正赶上梁启超的父亲大寿,袁世凯命人送去二十万大洋,表面上说是给梁父庆寿,实则是想收买梁启超,希望他收回那篇文章,不要登报。出乎他意料的是,梁启超声色俱厉地拒绝了那笔钱。
见这一计没成功,袁世凯又生一计,直接派人去跟梁启超说:“你在国外流亡了十多年,如今总算熬出头,过上了太平日子,难道还想再过回以前的生活吗?”这几乎是赤裸裸的威胁了。然而,梁启超毫不畏惧,坦荡地说:“再次流亡也没什么,反正我这方面已经有的是经验了。”
袁世凯这么做,除了威胁之外,还有另一层意思。当初,梁启超和康有为等人推动光绪帝变法,实施新政,但只维持了103天,就以失败告终。此后,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直到袁世凯上台后才把他请回国。
在这件事情上,袁世凯一直自认为有恩于梁启超,所以才会故意重提旧事。但他失策了,梁启超虽然感念他的旧情,但还是把文章发表了。
袁世凯贼心不死,还是于1916年1月1日复辟,登上了帝位。梁启超马上联合蔡锷将军,于云南发起了讨伐袁世凯的正义之战,随后得到了其他各省的积极响应,袁世凯的皇帝只做了83天,就被赶下了台。
站在袁世凯的角度,梁启超所做的事对他来说的确不够讲义气,当初人家为了让他不再受流亡之苦,特地把他从日本请回国,回国后还提拔重用他,他不知恩图报也就罢了,反而推翻了袁世凯的统治。但站在民族正义的立场上,梁启超的做法却是令人钦佩的,他一生效忠真理,堪称后世楷模。
◎ 人情债怎么还?
有句古话,叫“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别人有恩于你,比如搭救过你,或是在你危难时拉过你,甚至救过你的命等,你一定要报恩,而且还得加倍报,否则就会被指为“知恩不报”“忘恩负义”。
欠人情的一方往往都会尽力报答,可很多时候,无论怎么报答,还是觉得亏欠人家的。相反,另一方不管得到了多少回馈,都心安理得,于是就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欠人情的,认为自己一辈子也还不清了,于是就只能以身相报,以命相报。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有一个故事:吴起为魏将而攻中山。军人有病疽者,吴起跪而自吮其脓。伤者之母泣。人问曰:“将军于若子如是,尚何为而泣?”对曰:“吴起吮其父之创而父死,今是子又将死也,吾是以泣。”
这段话的意思是,吴起将军去打仗,有个士兵得了毒疮,吴起亲自跪下来给士兵吸脓。士兵的母亲知道以后,哭得很伤心。别人问她:“吴将军为你儿子亲自吸脓,你应该高兴才对,怎么反倒哭了,还哭得那么伤心?”
士兵的母亲说:“吴起将军以前也是这样为他爹吸毒脓的,最后他爹战死了。现在吴起为我儿子吸毒脓,我想,他用不了多久也会战死的。”果然,那个士兵为了报答吴起对自己的恩情,在打仗时拼尽全力,奋勇杀敌,最终战死沙场。
一位统率数十万雄兵、威风八面的将军,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士兵吸脓血,这个士兵怎么可能不感动呢?常言道,“士为知己者死”,士兵出于对吴起的敬重,甘愿为他战死沙场。
人情最难还,因为人情无法估算和衡量,而且只能通过人情来还。欠别人一笔钱,好歹有个具体数目,日后按约定还清就是了,可人情的分量有多重,谁也说不清楚。
两年前,王女士曾因儿子转学一事,找了在教委工作的同学帮忙,当时,王女士送了些人情钱,可对方没要。由于王女士在医院工作,于是,在接下来的两年里,那个同学三番五次去医院找王女士帮忙:要么是带亲戚来做胎儿性别鉴定,要么是朋友住院,想把高价病房算成低价的,再不就是带同事来,拍半价的ct片……
两人本来就是同学,人家又帮过自己的忙。现在人家来找自己帮忙,王女士实在没办法不帮,毕竟自己欠了人情。可这些事情每次都让王女士特别为难,后来,王女士觉得人情还得差不多了,便有意躲避那个同学。后来,两个人索性再也不来往了。
传统道德主张人们“施恩莫望报”,可有的施恩者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帮了别人的忙以后,就以恩人自居,他有事需要帮忙时,就摆出一副讨债的架势。这很令人反感,如果再毫无限度地索要回报,那就更让人避之不及了。与斤斤计较的人来往时,一定要注意,尽量不要找他帮忙,否则日后很容易被频频追讨。
人际交往中,不能一点儿人情味都没有,但人情太重了也不好,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不违背原则的前提下,尽量做到有人情味。熟人上门送人情、托关系、求帮忙,有的人不好意思拒绝,怕伤了交情,结果人情越收越多,事情没办成,反倒欠了很多人情债。如果对方求你的事会违反原则,或是你无法办到,一定要果断拒绝。别人给你送人情,比如特别贵重的礼品,你觉得自己还不起,就不要接受。拒绝人情要真诚,实事求是地告诉对方,自己实在无能为力。另外,就事论事,虽然事情没办成,但不要影响彼此的交情。
既然知道人情债难还,我们就应当尽量避免欠下人情债。自己能解决的,就自己解决,能用金钱和物质解决的,就用金钱和物质解决。有时候,可能你觉得只是让别人帮你做一点儿小事,不会造成太大麻烦,可别人未必这么想。你欠了人情,人家日后托你办事,你肯定要帮忙。也就是说,虽然表面上看你让别人帮忙是给自己省了事,可在实际上,过一阵子,你可能要付出更多的心思来补偿对方。
◎ “难得是诤友,当面敢批评”
陈毅有句名言:“难得是诤友,当面敢批评。”真正的朋友,不会一味说好话,而是敢于、善于发现朋友的缺点并直言不讳地提出来,哪怕朋友一时之间接受不了,失了面子。
按照中国人的处世原则,一般人都尽量不去得罪他人,宁可说好听的话让人高兴,也不说一些让人讨厌的真话。说好听话的人不一定都是坏人,但如果从交友的角度来看,只挑好听话说的人,并没有尽到作为朋友的义务。明知朋友有缺点,却不指出来,督促他改正,变得更完美,这算什么朋友?
小刚和小建同在一家公司上班,共事两年多以来,他们的关系一直不错,几乎是无话不谈。后来,小建因工作表现出色升了职,成了小刚的上司。
小刚承认,小建的工作认真,业务能力也比自己强,可两个人从平起平坐的同事兼朋友变成了上下级的关系,小刚一时之间很难适应。以前在工作上,他们两个人是各司其职,可是现在,小建成了自己的上司,他的工作就要向小建负责了。以前小建在业务上帮助小刚,小刚觉得,是时朋友之间的情谊;可现在,同样的提醒和帮助,在他看来更像是指手画脚。
对于小刚的抵触情绪,小建有所察觉。他心想,小刚只是一时心里不适应,过一阵子就好了。在工作中,小建总是尽量迁就小刚,可时间久了,小刚变得越来越懒散。一天,公司老总到小建所在的部门开会,小刚正跷着二郎腿打电话,这一幕正好被老总撞见了。
第二天,小刚受了处罚,作为上司,小建没有管理好下属,也一同受了罚。因为这件事,两个人的关系更疏远了。
天底下最难管的员工就是那种沾亲带故的人。管了,亲戚朋友会不满,不管,其他员工会不满。既然如此,不如就把工作和私人感情分开,遇到事情时,不能把两种关系搅在一起处理。工作是工作,私人感情是私人感情,不管是上司还是下属,在工作中都要抛开私人感情。作为下属,应当拿出对待领导应有的态度,不要觉得上司是自己的朋友,就要对自己额外关照。同样,作为上司,应该秉公办事,不能偏袒和纵容身为下属的朋友。
对待朋友要真诚,朋友如果有什么过失,就应该诚恳劝阻,不要因为是朋友,就不好意思指出。
苏东坡在长江北岸瓜洲担任太守时,与镇江金山寺住持佛印禅师的交情很深。苏学士自认为修行已经到了很深的程度,便写下一首佛偈:“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写好之后,他自鸣得意,立刻差了一名童子将这首佛偈送往金山寺,请佛印品鉴。
佛印禅师是有名的得道高僧,他看完之后,笑而不语,只在佛偈背后写了两个字。童子返回后,苏学士迫不及待,连连问童子禅师有没有赞誉之语。童子说,禅师什么话也没说,只在信笺背后写了几个字,就叫我回来了。
苏学士赶忙打开信笺,只见后面写着:“放屁。”
苏学士心想:我好心把佛偈送给你品鉴,你不称赞也就罢了,怎么还出言嘲讽我?这不是存心让我下不了台吗?
于是,满心不服气的苏学士带着童子过江去找佛印理论。
佛印禅师早就预料到苏学士会来,正站在江边等着。
一见面,苏学士就问道:“我把诗送你品鉴,你觉得不好也就罢了,怎么还出言羞辱?”
佛印笑道:“你不是说‘八风’吹不动吗?怎么一个‘屁’字,就把你打过江来了?”
苏学士听完之后满面羞愧,这才意识到,原来自己的修行还差得远呢!
如果朋友犯了错,应当及时指出,这有利于朋友完善自己。如果毫无原则地包容,甚至包庇,那无论是对朋友还是对自己,都没什么好处。
◎ 照顾情面不能忘了原则
人情有时是本糊涂账。冯仑讲过一个段子:开车违章,刚好碰见了一个熟人,人家卖给自己一个面子,省了50元钱的罚款。为了还这个人情,他回头安排熟人的亲戚进公司上班,那人根本不适合这个岗位,自己却不得不付了两万多元的薪水。
中国人看重情面,熟人之间办起事来往往要比陌生人顺利得多。熟人之间可以适当照顾情面,不过,凡事一定要以不违背原则为前提,如果一味照顾情面,忘记了原则,后果很可能比伤和气要严重得多。
小丽已经结婚六年了,但因为习惯性流产,她一直没当上妈妈。今年,怀孕后的小丽担心流产,便到表姐所在的医院详细检查,希望能保住这一胎。经过医生的指导,小丽精心养胎,胎儿八个多月时,小丽提前破了羊水,丈夫和婆婆连忙把她送到医院,生怕她有闪失。在表姐的疏通下,医院免去了很多烦琐的手续,小丽直接被送进了手术室,接受剖腹产手术。
手术结束后,小丽的婆婆终于抱上了孙子,乐得合不拢嘴。可细查之下,发现孩子的胳膊有些异常,经过医生诊断,婴儿的右臂肱骨骨折,需要用夹板固定。
听到这个消息,小丽的婆婆当时就翻了脸,小丽的表姐一再解释,说她当时是为了让小丽尽快做上手术,才求同事免去审批手续和交代注意事项的步骤,包括婴儿目前遇到的情况。如果按照程序的话,主治医生一定会在手术前提醒家属,也就是说,这种情况医院不需要负任何责任。
可是,小丽的婆婆根本听不进去,坚持要状告医院。表姐无奈,只好找院长出面,院长既考虑到小丽和家属的情绪,又考虑到医院的声誉,决定免去小丽住院期间的所有费用,还有孩子的一切治疗费用,这些费用由违反医院规定的主治医生和相关医务人员共同承担。事后,小丽的表姐无法独自承担手术费用,又觉得没脸见同事,索性从医院辞职了。几位同事只能哑巴吃黄连。
几位医生原本是出于好意,结果却受了批评,还要为此损失几个月的工资。如果当初能坚持原则的话,何至于此呢?
《因话录》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裴光德是唐僖宗时期的宰相。一次,有个官职不小的老朋友从远方来拜访他。裴公热情地招待了他,朋友在他的家里一点儿也不觉得拘束,于是乘机提出了一个请求,希望裴公能在京城里为他谋一个更高的官职。
裴光德对他说:“我们是老朋友了,我也知道你是个不错的读书人,可是,我万万不敢因为个人的私情而败坏朝廷的法度。可能以后有人能帮你这个忙,但那个人绝对不会是我。”
对事不对人,这句俗话是有一定道理的。对事相对简单,对人相对复杂。对事的方式、方法可以直截了当,但是针对人,考虑问题就要复杂得多,所以对事不对人才是明智的做法。
19世纪俄国著名作家屠格涅夫于1840年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前夜》,其中的英沙罗夫这个形象是具有自觉意识的革命者。不过,以俄国当时的形势来看,是无法孕育出这样一个英雄的。
当时,屠格涅夫在《现代人》杂志任职,他不仅是国内的文坛领袖,而且在杂志社里的地位也很高。那时候,年仅24岁的杜勃罗留波夫只是该杂志社一名小小的编辑,但他还是站在民主革命主义者的立场上,写下一篇文章,文中指出,《前夜》是一部伟大的著作,但其中英沙罗夫这个人物并没有起到推动俄国革命的作用,通过这一点可以看出,《前夜》这部作品仍显保守,并未对当时俄国的社会现实及革命形势做出准确判断。
对于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编辑的批评,屠格涅夫心中不满,要求他把那段“诋毁”自己的评论删除。可是,杜勃罗留波夫认为:“我写的文章向来接受所有人的批评,您的文章为什么不能接受批评呢?”他没有答应屠格涅夫的要求,还说:“我无论如何都不会删除那段评论。”
后来,杂志社全文发表了杜勃罗留波夫的评论文章,致使屠格涅夫与杂志社反目。
在面对权威的时候,人们容易产生从众心理。很多人“不好意思”反驳领导或权威人士,其根本原因是担心自己的意见会得罪人,或遭到耻笑。对杜勃罗留波夫来说,屠格涅夫既是文坛权威,又是一家杂志社的同事,可他仍然坚持了一个批评家的原则,这种品格值得敬佩。
情与理就好像鱼与熊掌,难以兼得,既然如此,我们就应当有所取舍。取情时,要能接受失理;取理时,要能接受失情。如果在两者之间徘徊犹疑,最终很可能既失了情,又失了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