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竟是养虎为患呢？
    现在已不能确定三兄弟中是谁使坏。总之，骁果军的司令官司马德戡被告知：逃亡不是办法，造反才有出路。我们知道，宇文述生前就被认为最能代表关中人的利益，司马德戡等御林军将领也原本就是他的部下。因此，宇文兄弟与司马德戡很快达成共识，其他人更是纷纷依附。[16]
    兵变迅速酿成。
    经过一夜的调兵遣将，三月十一日凌晨，在门卫官裴虔通的策应下，司马德戡率兵长驱直入杀进宫中，御林军校尉令狐行达更是拔出刀来冲到了隋炀帝的跟前。
    炀帝说：你要杀我吗？
    令狐行达说：臣不敢，只想尊奉陛下回到关中。
    说完，令狐行达放下武器，扶隋炀帝下楼。炀帝来到乱军之中，发现带兵前来抓捕他的正是自己做晋王时的藩邸老部下裴虔通，不禁惊问：怎么连你也反了？
    裴虔通说：臣不敢反，但是将士们思乡心切。
    隋炀帝说：朕其实正准备回关中去，只不过在等待运粮的船只。既然如此，我们现在就走。
    裴虔通说：恐怕还得请陛下亲口对大家说。
    于是，裴虔通牵来一匹马，要隋炀帝去见群臣。炀帝嫌马鞍简陋有失身份，死活不肯上马。裴虔通只好换了一副马鞍，炀帝这才放下架子让他牵出去游街示众。
    然而乱党之首宇文化及却不想见隋炀帝了。这个家伙原本就是被两个弟弟和司马德戡他们硬逼着，才成为兵变领袖的。在整个兵变过程中他都胆战心惊，此刻则如梦方醒传出命令：把那人牵来干什么？还不赶快动手！
    结果，隋炀帝又被牵回寝殿。
    面对持刀环立如临大敌的司马德戡等人，在问了几个问题并眼睁睁地看着十二岁的爱子被裴虔通所杀之后，隋炀帝坦然地说：天子自有死法，拿毒酒来。
    毒酒是老早就准备好了的，就藏在炀帝的那些漂亮女人那里。炀帝曾经对她们说，将来万一有难，你们先喝，朕接着喝。可惜这时那些女人一个都不见，司马德戡他们又不肯耽误时间，炀帝只好让令狐行达把自己绞死。
    隋帝国，也同时宣告灭亡。
    亡国并不奇怪。就连炀帝，恐怕也认为自己的死是在为大隋之亡履行手续。他似乎早就想到了这一天，以至于摸着脖子对萧皇后说：这么好的脑袋，谁来砍呢？[17]
    但，这绝不意味着本案没有疑点。
    事实上司马德戡他们密谋时，信息是泄露了的，一个宫女甚至报告了萧皇后。萧皇后却只是说：你想上奏，就上奏好了。结果炀帝把那宫女杀了，理由是国家大事不该由奴婢过问。因此，后来又有人报案，萧皇后便说：天下事已不可收拾，何必再让皇上增添烦恼。
    从此，炀帝身边再也没人通风报信。[18]
    没人知道萧皇后为什么会持这样一种态度，我们只知道隋炀帝在江都怠慢朝政放荡不羁纵情声色，这位皇后不但不加劝谏，反倒参加了所有的酒宴和派对。没有证据表明她有过任何说法，也没有证据表明她有过任何不满。换句话说，她对夫君的自取灭亡竟是听之任之。
    呵呵，贤妻原来是这样做的。
    炀帝被杀时她当然更是袖手旁观，也没有像炀帝的某位红颜知己那样从夫而死，只是跟宫女一起用床板做了一副棺材，默默地为相伴了三十五年的夫君料理后事。也许，在她看来，只有这才是她该做和能做的。[19]
    作为知书达理的妇道人家，她这样做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叛军对她也秋毫无犯。我们知道，皇帝被杀一般都是会株连皇后的。南朝刘劭的殷皇后就曾质问执法官为什么要祸及无辜，得到的回答是：当了皇后便是罪过。
    那么，萧皇后怎么就无罪？
    萧皇后不该无罪。因为她是南方人，而且是南梁皇室之后——高祖是梁武帝萧衍，曾祖是昭明太子萧统，祖父萧詧 （读如察）和父亲萧岿（读如亏）都是后梁皇帝。隋炀帝那么喜欢江南，与这位萧皇后是有关系的。
    何况萧皇后在隋炀帝那里并非摆设。从嫁到晋王府那天起，她跟炀帝就如影相随，影响力也众所周知。因此，如果说隋炀帝是因为赖在江都而得罪了骁果，萧皇后就该负连带责任；如果说炀帝是因为贪恋女色而怠慢了朝政，那么，作为六宫之主，她应该负领导责任。
    萧皇后岂能无罪？
    然而，无论弑君的御林军，造反的窦建德，虎视眈眈的突厥人，还是以隋为鉴的唐太宗，都对萧皇后礼貌有加。毫无疑问，萧皇后聪慧、柔顺、节俭、识大体、善解人意，堪称温良恭俭让，确实让人敬重。但联想到炀帝被杀前她的知情不报和见死不救，却又不能不让人疑窦丛生。[20]
    这个疑案，也许永远无法破解。
    隋炀帝自己，恐怕就更想不通。
    败家子
    据说，隋炀帝死前问了三个问题。
    他先问：我有何罪，以至于此？
    兵变方面当然自有说法，还说得炀帝哑口无言。不过炀帝还是想不通。他说，我确实对不起老百姓，但对你们这些人可是一点都不亏呀，为什么要如此相逼？
    这个问题无人回答。
    于是炀帝再问：今日之事，是谁挑头？
    司马德戡终于忍无可忍，脱口而出说：普天之下无不怨声载道，想杀你的又何止一个两个！[21]
    那么请问，此人说的是事实吗？
    恐怕是。据统计，隋炀帝执政的后期，仅历史文献中可以确认的反政府武装力量就有二百多个，其中既有勋贵出身的李密，也有农民出身的窦建德。按照唐代名臣魏徵等人所撰《隋书·食货志》的说法，当时为盗为寇造反起义的，竟多达天下人的十之八九。[22]
    魏徵的这个数字当然未免夸张，但即便打个对折也很恐怖。可以说，死前的炀帝已是人神共愤千夫所指。
    既然如此，他死了以后，普天同庆了吗？
    没有。相反，包括反对他的人在内，普天之下竟是同声哀悼，宇文化及那伙人则成了过街老鼠。他们先是被李密拼了老本予以痛击，然后又被窦建德一举歼灭。李密虽然为此而元气大伤，却自始至终无怨无悔。窦建德的态度更是十分明朗，他就是要为隋炀帝讨还血债。[23]
    这就耐人寻味。
    毫无疑问，这里面的情况相当复杂。比如李渊就很可能是猫哭耗子，李密和窦建德则有可能是为了政治正确而举起的旗帜，做出的姿态。但可以肯定，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秦末。请问，秦二世死后，刘邦项羽为他哭丧尽哀，陈胜吴广为他报仇雪恨了吗？没有，也不可能。
    的确，天下苦秦久矣，却未必苦隋久矣。至少，隋文帝时代的日子比秦始皇那会儿好过。比方说，根据杨坚在建国之初的一道政令，成年男子可以有三年不纳租调，不服徭役，这样的免税政策秦王朝又何尝有过？[24]
    隋，并不是秦。
    文帝本人也不是暴君和昏君，反倒更像一个艰苦朴素勤俭持家的老农民，每天临朝听政不知疲倦，平时吃饭只有一个肉菜，衣服也是缝缝补补。他关心民间疾苦，痛恨官员腐败，甚至不惜用“钓鱼执法”的手段整顿吏治：派出亲信去贿赂官员，中计者当然必死无疑。[25]
    不过，对于功臣故旧，他并不吝啬，该赏就赏。对治下子民，也不放纵，该防就防。最荒唐的是，他规定民间不得拥有三丈以上的船只，理由是会藏匿反贼。[26]
    看来，他也不是什么观音菩萨。
    这就是隋文帝：勤政如秦始皇，节俭如梁武帝，出手大方如汉高祖，严刑峻法如秦孝公。于是，破碎的山河迅速得到恢复，中华大地一片欣欣向荣，隋也成为历史上最富庶的王朝，而且脱贫致富的时间之短史无前例。[27]
    显然，这样的王朝本不该亡。
    难怪舆论的矛头一致指向隋炀帝，视他为鼎盛王朝的败家子。这并非没有道理。事实上这位“超级富二代”之性格和作风，跟他的创业者和守财奴父亲都大相径庭。他的追求是大作为和大功德，做派则是大手笔和大排场。何况此人天资聪明精力旺盛，又刚愎自用目空一切。因此他的战车一旦发动引擎，就再也停不下来。
    第一件事，是营建洛阳。
    仁寿四年（604）十一月三日，刚刚办完父皇丧事的隋炀帝亲至洛阳勘测地形。他登上邙山遥视伊阙（今河南省洛阳市南面龙门山），但见两山对望一水长流，便兴奋地说：这不是龙门吗？为什么没人在这里建都？
    宰相苏威说：正是留待陛下。[28]
    隋炀帝很高兴。第二年（大业元年）三月十七日，他下令由杨素、杨达和宇文恺等人负责新都的建设。杨素是隋炀帝夺取政权时的帮手，宇文恺是隋朝最著名的建筑家和设计师，杨达则是武则天的外祖父——营建洛阳时，他把女儿嫁给了来自太原的木材供应商武士彟（读如获）。
    历史，也是有缘分的。
    四天以后（三月二十一日），隋炀帝又下诏开凿连接黄河与淮河的通济渠，打通从洛阳到江都的河运。与此同时（三月三十日），又下令建造用于运河的帝国舰队。舰队的规模相当庞大，大小船只至少有五千之多。其中仅仅是造炀帝自己乘坐的龙舟，就相当于在今天建造航母。[29]
    因此，这个工程也不小。
    东都、运河、龙舟，三管齐下，这样的大手笔也只能出自隋炀帝。更不可思议的是，如此浩大的工程居然在短时间内迅速完成。五个月后，舰队完工，洛阳至江都的水路也全线贯通。一切都在炀帝的规划之中。这不能不让他满面春风志得意满，并于当年八月十五开始了第一次南巡。
    紧接着，东都洛阳在第二年的正月初六竣工，前后历时十个月，同样堪称神速。于是，在江都住了半年的隋炀帝又带领舰队浩浩荡荡回到洛阳，并大陈法驾，在四月三十一日风头十足地搞了一次入城式。
    帝国朝野，也是一片歌功颂德。
    没错，这确实是前无古人的大事业。只不过，丰功伟绩的背后，是普通民众的血汗和尸骨。
    祸乱之源，从此埋下。
    隋炀帝却想不到这些。他只觉得，帝国的国库可真是充盈，皇帝的权力也真是好用。看来，这个世界上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只要他想，那就能。
    因此，他还要北狩。
    对北方的巡狩是从大业三年四月十八日开始的，到九月二十三日回到洛阳，历时也近半年，路经今天的陕西省、内蒙古、山西省和河南省，声势浩大并不亚于南巡。[30]
    天才发明家宇文恺，还专为此行设计制造了折叠式千人大帐和观风行殿。前者是巨大的帐篷，可以举行国宴；后者是行走的宫殿，能够容纳数百人。而且，行殿随时都可以拆卸也可以安装，只要装上轮子就能自由移动。
    随扈的群臣则住在行城里，当然也是装上了轮子的大房子。行殿的外围是行城，行城的外围是铁骑。这就等于把帝国的首都搬到了草原上，并行走在路途中。突厥牧民哪里见过这种神奇的东西？全都拜倒在地。[31]
    这又让炀帝出尽风头。
    隋炀帝仍不满足。大业六年正月十五，他又在长安和洛阳两地举行盛大的元宵联欢晚会。洛阳的晚会现场边长五千步，参加者仅管弦乐队就多达一万八千人。街头巷尾张灯结彩，莺歌燕舞通宵达旦。为了招商引资，炀帝规定外国人来吃饭一律免费，还宣称这是中国惯例。
    结果一个胡商问：我看你们中国也有衣不蔽体的，为什么要开免费餐厅，还把丝绸都缠到树上呢？
    中国商贩愧不能答。[32]
    隋炀帝却不管不顾，继续不停地折腾，南巡北狩之外还要征高丽。结果，一征高丽，山东农民反；二征高丽，杨素之子反；三征高丽，三巡突厥，全国皆反。等到他第三次下扬州时，可就不是南巡，而是逃命了。
    剩下的问题，就只是那颗好脑袋由谁来砍。
    那个昏夜
    的确，隋炀帝是自己把自己折腾死的。
    除了在江都等死的那一年半载，隋炀帝在位十五年几乎年年都在折腾，简直一刻都不消停。不能说他做的事情都不该做，比如，开运河就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征高丽则是从隋文帝到唐太宗的共同心愿，而且直到唐高宗时代才算大功告成。就事论事，隋炀帝并无可指责。
    可惜炀帝的每一次折腾都意味着人民的苦难。因为这位精力过人的皇帝不但好大喜功，而且急功近利，每项工程都是大干快上，每次行动都是志在必得。于是执行命令的官员便只好把鞭子打在并非快马的民工身上。当民众的承受能力达到极限时，崩溃的就不仅是他们的心理。
    帝王苦竭生灵力，大业沙崩固不难。[33]
    隋之亡，即因为此。
    显然，问题并不在于隋炀帝干了些什么，而在于他干得太快又太密集，结果自然是虐用民力。比如，营建洛阳时每个月用工二百万人，十个月便是二千万人次。但如果把工期延长到十年呢？或者不要与此同时又开运河又造龙舟又建行宫呢？民众的负担就没那么重，至少可以喘口气。[34]
    那么，隋炀帝为什么心急火燎？
    通常的说法是为了及时行乐，可惜这种最能满足小市民庸俗趣味和窥私心理的论调最不可取。试想，如果他开通运河只是为了到江南游山玩水寻花问柳，那么请问，巡突厥和征高丽又作何解释？尝鲜吗？猎奇吗？
    严肃的历史学家当然不会跟酸腐文人一般见识，他们更倾向于认为：隋炀帝由于得位不正，因此更急于表现自己的雄才大略，迫不及待地希望早出成果，一气呵成地完成宏图大业，功追三皇，名超五帝。[35]
    但，唐太宗也得位不正，为什么并不急吼吼的？
    解释是：有隋炀帝为前车之鉴，因此唐太宗深知民心比政绩更重要，也明白权力不可滥用。同样，当唐太宗坐稳江山大权在握以后，各种欲望便都开始膨胀。他差一点杀掉直言不讳的魏徵，一意孤行地征高丽，就是证明。
    唐太宗和隋炀帝，不过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
    那么，他们当真得位不正吗？
    唐太宗肯定是。他是发动玄武门政变，杀了哥哥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才夺得皇位的。尽管此案的真相由于唐人篡改历史曲笔回护而变得模糊不清，但唐太宗骨肉相残，得位不正，恐怕是谁都无法翻过去的铁案（详见下一章）。
    隋炀帝却未必。
    跟唐太宗一样，隋炀帝在皇子中也排行老二。太宗有哥哥李建成，炀帝有哥哥杨勇。杨勇和杨广都是嫡出，因为独孤皇后根本就不允许隋文帝跟别的女人有孩子。按照“立嫡以长”的宗法制度，皇太子只能是杨勇。
    然而最后继位的，却是杨广。
    而且，登基的当天，杨广就杀了杨勇。
    这就不能不让人认为，隋炀帝得位不正。他一定是用阴谋诡计诱使父皇废了杨勇，立他为太子的。甚至就连隋文帝的死，也被普遍认为应该由杨广负责，凶手则被指认为是其亲信杨素和张衡。唯一不能确定或有争议的，是谋杀系由杨广指使还是默许或纵容。[36]
    可惜在这个问题上，正史和野史都靠不住。因为当隋炀帝被定性为昏暴之君以后，史料的选择便已经有了先入为主的心理暗示。更何况，官修正史多有顾忌，民间野史又喜欢夸大其词，案情就只能被弄得扑朔迷离。
    不妨来看《隋书》的记载。
    那是一个昏暗的夜晚，病入膏肓的隋文帝忽然接到一封送错了的信。这封信是杨素写给杨广的，内容是回答杨广的问题：万一皇帝龙驭上宾，应该如何应对。隋文帝读后已是满腔怨恨，碰巧宠妃陈夫人又来控诉杨广对她非礼。一怒之下，文帝决定召回废太子杨勇，重新确定接班人。